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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中，孙东明告诉记者，做研究员，把自己的科研做好就行；当全国人大代表，就要全面了解科技界、科技工作者的现状和期盼，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在跟随他调研走访的过程中，记者也感受到他的专业视角，和“要不断地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执着。

大学二年级时，荷蓓蓓参加了一个古筝国际比赛。尽管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她却发挥失常，出现了很多失误。耀眼的舞台灯光下，她的内心却被挫败感占据。回忆这段经历时，荷蓓蓓说：“那次比赛对我打击很大，有点一蹶不振，我也思考了很久，最后我决定放弃古筝。”在自我怀疑之下，荷蓓蓓选择转专业，放弃了主修的古筝专业。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