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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属戴女士最初接到《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请求时，表现出警惕的态度。直到记者发送了身份证件，她才卸下戒备。她说，寻亲过程中很多家属都遇到过“骗子”，有家属为救人慌不择路，又被骗走几十万元，受到二次重创。

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给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规相继颁布，目的就是预防技术滥用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技术创新发展符合知识产权规范，防止滥用。科技创新的同时，更需强化法律监管，为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提供保障。

　　　　记者注意到，部分高校在评价改革中丰富了教学类成果认定类型，打通了过去“壁垒森严”的教学、科研成果之间的通道。如，西南财经大学在成果评价标准中将社会服务、文学艺术、竞技竞赛类成果纳入认定范围，对课程、教材、著作、论文、课题、奖项等成果进行等效评价。西南大学建立互通互认指标体系，打破申报条件成果类型限制，实现教学与科研业绩成果互通使用，成果类型涵盖教学研究专著、科研著作、教学成果奖、课程建设等多个方面，突出教师研究成果多样化价值，引导教师多样化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拓宽业绩成果形式，搭建多类型成果认定体系，将有影响力的著作和教材纳入评价体系，将决策咨询类成果、普及读物、入库案例、规划方案、调研报告、网络作品等作为评聘代表性成果，着力破除“五唯”顽瘴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