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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杨博文师从台湾的王锦德先生，开始真正学习尺八。“和传统的笛箫不同，尺八的一个孔可以吹出很多音调，要想准确掌握，就要用时间慢慢和它磨合。”最初，杨博文只吹一个音调，除了吃饭睡觉，每天吹10个小时，让自己慢慢和尺八融合。甚至有一次因为忘带家门钥匙，自己在地下车库吹到天亮。

像熊楠这样通过心理咨询走出“心累”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山东水利职业学院的心理教师相麟告诉记者，她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因人际关系问题而陷入抑郁状态的同学占比最多。她提到一个男生的案例，该男生因与父母关系不佳、缺乏朋友以及与女友分手而陷入抑郁状态。相麟说，第一次见到男孩时，他很沉默，明显表现出多疑和安全感缺乏。通过与男孩沟通，相麟发现他的抑郁状态源于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经过几次心理咨询，男孩逐渐放松，开始主动倾诉，意识到自己并非无法放下感情，而是缺少陪伴。

　　　　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