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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

　　　　同样，经典中的《诗经》一方面包含与“思无邪”相关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包括艺术的创作方式。《周礼》曾提出“六诗”之说：“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赋、比、兴”，涉及艺术创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关于“赋、比、兴”问题，从古到今都有不同理解，这里不妨作一简要解释。就“赋”而言，其实际含义是赋予，从思维路向看，它的特点在于从人到对象，也就是说，人赋予对象以意义。就审美的领域来说，自然对象在本然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人的审美观照、审美艺术创作才能获得其意义。“兴”与兴发相关，《文心雕龙》在谈到“兴”时，曾认为，“兴者，起也”，亦即相关对象引发人的思绪，其进一步的讨论则引向对象所引发的艺术、审美的情感，一方面，情感因物而激发，另一方面，广义的精神也由此激荡；“比”则是比较和比喻，它关乎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并由此抒发人的情感，其中既关乎从物到人的作用，也涉及人对物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