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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包含多重文献。以《尚书》而言，这一经典本来是各种政治文献的汇集，其中包含不少关于政治哲学以及如何治理社会的观念。《尚书》政治观念之一是对民的注重，“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也体现了注重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一观念。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孟子》曾对此做了发挥，其中的阐释表明，以民为本并非与现在说的民主完全相对。孟子的学生曾问他关于从尧到舜的权力更替是不是体现了天的意志，孟子明确对此作了否定，在他看来，这一权力转换是“民受之”“民从之”的结果，也就是说，广大民众的接受，是政治权力转换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以上思想蕴含于古代的传统经典之中，它从一个方面突显了经典的现代意义。可以看到，经学的现代意义，是实实在在的，它不像埃及学那样仅仅关乎以往的东西，而是考察现在依然在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东西。

苗生明表示，司法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醉驾案件处罚更加均衡，该宽则宽，当严则严。按照《意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没有《意见》规定的十五种从重情节的，不再按照犯罪处理。《意见》出台后，进入司法环节的犯罪案件大幅减少，但实刑率大幅上升。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