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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品看来，“郭敬明模式”在“青春文学”畅销书与“青春类型”商业片之间搭建了一条顺畅的产业链条，将畅销书的读者/粉丝群体定位为核心目标受众。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目标受众，一方面，电影出品方在策划营销方案时，有意识地将凝聚读者/粉丝认同的原著作者/电影导演作为核心卖点，有针对性地瞄准粉丝群体的喜好与需求，以求充分调动特定群体的消费热情与媒介使用积极性；而在实际的电影接受情况中，那些主要来自城市中产、准中产家庭的青少年受众，也的确扮演了影院消费的“先锋队”与口碑传播的“后援团”，支撑并带动影片票房的节节高升。

笔者在与一位农村校长交谈时翻看过他的一本教育日志，日志里记录了对一个“问题少年”长达几年的家访记录。其中有一段记录于2019年2月21日，“XX（孩子名字——笔者注）最近夜不归宿，流浪在村子里，晚上蜷缩在小学的楼梯间里，自己找了些稻草做了个‘窝’，目的是蹭Wi-Fi玩手机游戏……”在这样一段一段的记录里，孩子的样子越来越清晰，家庭情况越来越明朗：孩子4岁时过继给伯父母，生活起居由伯父母负担，小时候乖巧讨人喜爱，慢慢开始沉迷游戏，也变得叛逆不听话。日志还记录了校长与家长、孩子一次又一次越来越深入的沟通，在这样的沟通中，孩子慢慢追随校长的脚步回到了学校里、教室中。

　　　　这是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耿如昀开展服务时，常要面对的问题。耿如昀是一名在校法学生，她利用业余时间在该校法援中心无偿为经济困难市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法律援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