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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披露，此次发现的东吴时期墓葬有8座，东西向并排构成，墓向基本一致，均系土坑砖室结构，规模较小、形制相近。其中，编号M170的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坑、砖室、排水沟等部分组成。墓室内长3米、宽1.8米，出土有金印、铜弩机、铜钱等遗物。这座墓就是张昭墓。这8座墓均由明暗结合的排水沟相连接，形成一套规划有序的地下排水系统，这是家族墓的重要特征，应为张昭家族墓。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诸多优秀艺术家们的倾情加盟，也为这部充满创新精神的作品提供了品质保障。发布会现场，田沁鑫、金培达、王琛、王琦、胡天骥、邹四维、刘笑微等主创代表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详解创作幕后，畅谈自身对“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这一主题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