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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对此我深有感触，我从小就很想学钢琴，但没有机会。如今我工作了，就找了一家机构学琴。当我带着较强的目的性，比如希望短时间掌握我喜欢的乐曲，结果往往让人失望，特别容易弹错；与之相反，当我把弹钢琴视作工作之余的放松，纯粹地享受专注地学习一项毫无考核要求的新技能时，反而能够收获浓厚的乐趣和意外的进步。随着年岁增长，不得不做、紧急的事务变多了，能够投身于热爱的事弥足珍贵，而心存热爱会成为照亮日常生活的闪亮底色。

　　　　“年轻人应如何参与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农户对多年生稻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支持吗？”“20年来，是什么让您坚守在基层的教育岗位上？”共青团云南省委日前举办的云南共青团“挺膺担当”青春思政课开讲，首场思政课上，4位嘉宾的演讲让现场的大学生心潮澎湃，纷纷向嘉宾抛出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