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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人的记载，周公也曾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皆记有：“（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可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在平定殷人叛乱，稳定政治形势后，合会诸侯的政治性庆典，是一次具体的礼仪演示。这里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而不是广义的典章制度。《尚书大传》对制礼作乐的过程有过详细的描述：“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声玉色。然后周公与升歌而弦文、武。”“磬折、玉音、金声玉色”是指诸侯的仪容、仪节，而“升歌而弦文、武”则是指周公指挥演奏歌颂文王、武王的乐曲，确乎是制礼作乐。但这种雍穆和谐的礼仪盛典，是在周公实行了相应的政治、刑罚措施后才得以举行的，是制礼作刑后的结果，而不应将二者混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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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月亮精选料资料大全年记录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