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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墓志尚未广泛应用，再加上盗扰，这让判断墓主人身份成为此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难题。此前几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墓葬，都依靠的是出土器物上残存的文字信息，如著名的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石牌、洛阳曹休墓出土“曹休”铜印、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写有朱然身份信息的木刺、南京五佰村丁奉墓出土刻有丁奉身份信息的砖地券。此次确认张昭墓的重要依据是M170出土的两方金印。两方印皆为龟钮，阴刻篆文，一为“辅吴将军章”，一为“娄侯之印”。据《三国志》，拜辅吴将军者仅张昭一人，爵封娄侯者仅陆逊、张昭两人，而陆逊于夷陵之战后已改封江陵侯，故两印的主人只可能是张昭。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北京作家协会主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聊起阿来的一段往事：“多年前曾和阿来一起去伦敦的海德公园游览，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用单反相机拍各种植物，反复对焦、反复研究，感觉他每走两步就好像在安第斯山脉走了100米，在不断打开一个又一个世界。当然，也耽误了我们很长时间，因为一直在等他。”

　　　　学者论证周公制礼作乐，往往引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太史克回答鲁宣公的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礼》或为周公所作礼书或与礼相关的篇目，说明周公确有制礼的举措。但太史克同时还说到周公作《誓命》，与《周礼》强调“则”也就是礼则的重要性不同，《誓命》称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贼”，掩藏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藏”，主张均应处以常刑。《周礼》所论属礼治，《誓命》所论属刑治，故严格说来，根据太史克的说法，实际应该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周官》或与太史克所说的《周礼》有关，从内容看，应是讲官职设置，以及为官者的行为规范。《立政》见于今文《尚书》，除了讲选用官员外，还论及刑罚的重要性。故周公的施政方案，既包括设立官职，规范官员行为之积极的一面，也包括惩罚违背礼则之消极的一面，与太史克所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