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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读名著之所以“不轻松”，就是因为名著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用类似“总有反派逼我上梁山”的标签来形容《水浒传》，用“知三当三”形容简·爱，总归是失之轻佻的。人性充满了复杂性、变化性，试图用两三句话说清楚文学人物的性格、价值观，即便对网络文学来说，也显得太简单粗暴。缺乏对时代的深刻体察，仅仅为了方便阅读而贴标签，就难以对人物产生更深入的体悟。

文化IP具有一定的稀缺性，越独特的东西，越有价值与市场潜力。试想，如果哪吒在《西游记》里不是具有个性的形象，在《封神演义》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剧情，怎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饺子导演塑造的哪吒，没有对其传统形象的改编与突破，又怎会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与市场的热烈反响？地方文旅就算是要利用名人流量，也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比如，前文提到的诸葛亮故里，其实就可以走差异化路线：有的地方可以主打“诸葛亮祖籍地”，追溯其家族历史；有的地方可以靠“孔明躬耕地”吸引游客，打造实地场景。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