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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针对外资企业关切的问题，《行动方案》指出，将更多外资项目纳入重大外资项目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尽快明确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优化药品带量采购，继续稳妥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有针对性举办银企对接活动，提升外资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等举措。

“数字创意在展览中的应用呈现出高体验、高沉浸和高传播的特点。数字化展览涉及视觉、听觉、味觉与嗅觉，给观众带来多维度且全面的感官享受，将参观转化为一种充满探索性和趣味性的过程。这种数字化互动的表达方式，传播速度很快，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播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张烈说。如今，他的理念与方法，陆续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陈和“数字隋唐”项目、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国家馆中得到了实践。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