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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对传统观念中的“教育模式”“师生关系”“亲情”“原生家庭”“性别偏见”等的解构，其实才是本剧探讨的最大的议题。这也让人们想到当下这一代最好的一点，就是会去反思，会对自己有怀疑，不会去一味继承上一辈的做法，或者追逐流行的教育方式。

据《尚书大传》，周公制礼作乐前曾有过踌躇、犹豫：“周公将作礼乐，优游（注：犹豫）之三年不能作……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注：取）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由于这时殷人的叛乱平息不久，天下尚未真正归附，故周公首先通过营建洛邑，迁殷顽民，镇之以成周八师，以威慑天下。等到诸侯纷纷归顺王庭后，才敢于制作礼乐。从“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一句来看，周公显然认为武力威慑是前提，制礼作乐是结果。《尚书大传》在历数周公的事迹时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克殷”“营成周”等是周公平定殷人叛乱的政治、军事举措。等到这一切都完成后，第六年才制作礼乐，这里的礼是狭义的，指礼仪、仪节。制礼作乐乃是以庆典的形式，表示天下安定，人心顺服。故制礼作乐后，第七年便“致政成王”。

　　　　首先，财政、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一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从“加量”层面看，通过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字空间和增加举债空间，如增加专项债规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财政支出强度更大、节奏更快，适度突破财政赤字率3%的约束，主动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稳定经济增长。从“提质”层面看，在财政发力方式上转变既往政府投资为主的模式，更多地向居民部门倾斜，注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通过加大低收入人群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应对供需两端的冲击，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从“加量”层面看，清晰地传递出积极有为的政策倾向，体现出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明确释放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信号，通过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企业和居民综合融资成本，为经济稳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从“提质”层面看，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综合运用总量、价格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多种措施，注重货币政策力度的适度性、调控的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