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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庄子·养生主》文章结构并非沿主旨思路一贯到底，而是一段一思。《庄子》中很多文章都是这样的结构，乍一看似乎分段与文章主题关系不大，细读则发现它们与主题存在关联，而且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似乎也存在断裂。这就是卮言的言说形态。当然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写论文是肯定行不通的，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就从文章结构的逻辑连贯性出发，认为《庄子·养生主》存在问题并对其做了重组，他把《庄子》其他篇目的文段移至原首段和庖丁解牛段之间。我认为他的这种修改不合适，因为卮言本就是庄子特有的言说方式，不应用现代的行文逻辑观念去强行改造它。

相对来说，一些地方国资、大型央企控股的保险公司，给董监高开出的薪酬相对更少。如三峡人寿全体董监高年薪均在50万元以下，国元农险、中国铁路保险的董监高年薪均在80万元以下。王鹏对此表示，这可能与国资企业的薪酬管理体制有关。国资企业往往受到更为严格的薪酬管控，薪酬水平需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且更注重公平性和稳定性，而非单纯追求市场水平。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