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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1月8日），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2024年文物事业发展取得新进展。全国18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推进，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着力加强中华文明史、边疆考古和历史研究，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落地实施。7批次211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从美国、日本、阿根廷、意大利等回归祖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完成71万余处三普文物复查、复查率超过93%，新发现文物5.2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超14亿人次。

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要制定全面且科学合理的保护政策，为文化遗产的守护筑牢坚实的法律根基，并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企业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深度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数字化保护、文旅融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比如，近年来，有的互联网公司积极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文化遗产地合作，让文化遗产以更多元、更新颖的形式呈现，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体验的广度与深度；有的公司还与敦煌研究院合作，运用数字化技术重现了令人惊叹的“数字藏经洞”，让古老文化遗产以全新姿态惊艳世人；有的公司与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深度合作，共同探寻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创新路径。社会组织往往在专业性方面具备相当的优势，且在保护、研究与教育普及中有较强的亲和力，可通过提升公众认知来激发社会参与热情。比如，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政府、企业紧密合作，设立公益基金，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公众作为文化遗产的直接受益者和传承者，通过志愿服务、捐赠、文化传播等积极参与保护行动，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