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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结束后第五天，李永红就展开了自己的工作：“我和我们当地的大学——邢台学院的相关人员碰了个面，介绍了这次培训和这个项目，几位心理老师挺激动，说太需要了。”2024年12月底，邢台学院就开展了第一次“生命之舞”的活动。

4年前，还在实习的刘思麟见证了这一幕，她深知这背后的分量。那位小朋友一侧植入人工耳蜗，一侧使用助听器，“它们都是电子辅听设备，不可能跟人耳一模一样，佩戴者在听力感知和音乐节奏的把握上和健听者有很大区别，她康复得很好”。刘思麟说，这坚定了她成为助听器验配师的决心，“可以帮助、服务更多的人，让他们获得‘新声’”。

　　　　当时最难的问题是骑驴找马，实际上没驴也没马，先跑起来，找到什么骑什么，慢慢试，慢慢调整，运气好就碰对了，当然这个运气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基础上的。当时，面临研制的困难还有，一是当时中国的原子弹还没引爆，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建造还遥遥无期，我们总感觉有点彷徨。二是当时我们谁都没亲眼见过核潜艇，对核潜艇一无所知，是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里面装什么东西，一直到后来我们想办法从国外买来两个儿童版的核潜艇模型玩具，大家才第一次确定了核潜艇的初步参数。三是我们缺乏人才，研发团队中没有一个人从国外学过核潜艇研制技术。四是没有资料，没有任何参考。五是实验设施生产能力相差很远，实验设施基本属于空白，没有计算机所有数据都是用计算尺和算盘完成运算的。同时，国际上对我们进行严密物质和技术封锁等等。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气概，激励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这是民族自信心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