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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抛去成见，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就可以发现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可称为制礼作刑，一种是制礼作乐。前者更为根本，更能反映周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后者则是周公在稳定政治局势后，昭示天下归附的礼仪性演示，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然而后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甚至用后者去理解前者，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2020年，在武汉暴发疫情之后，三位中医院士身先士卒带队深入武汉展开辨证论治：黄璐琦带领的国家中医医疗队，进入疫情“风暴之眼”，接管金银潭医院的南一病区展开医疗救治；仝小林深入社区，展开疫情防控，在大规模战线上阻断疫情蔓延；张伯礼依托雄厚的实验室大后方，结合前线的临床数据筛选有效方剂，为前线作战提供有效作战“武器”......三位院士团队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冠进行辨证论治，为武汉开出了凝结中医智慧的“处方”，筛选、研发出写入国家诊疗方案的“三药三方”，成为了中医抗疫的经典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