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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郭增磊看来，从事供电工作就像走钢丝，每一步都很重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不管是‘飞檐走壁’还是‘火眼金睛’，练好本领的本质都是为了安全服务。这样‘中国速度’才能跑得更快、行得更稳。”

郑家湖257号墓的主人名为“谢”，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都是目前南方地区等级最高的秦墓。科技检测显示：墓主出生在北方旱作区，少年时期来到江汉平原，在这里成长，直至去世。墓主的年龄在45岁左右，随葬铜剑3把，其中短剑疤痕累累，他或是一名征战多年的将军。墓主下葬年代在秦代，他至少为秦统一六国征战了20年。有意思的是，他的剑匣内还出土了30多枚无字长简，或许他曾想过记录那波澜壮阔的时代，但不知为何，终究搁笔。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