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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中国古代历法不仅是一种纪时方法，而且是一种控制人们生产生活节奏的工具，具有神圣意义，历代相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上博简《保训》记述文王临终传保，讲述了两个故事，一是舜求得与耕作有关的天文物候知识，二是上甲微从他族借来与战争有关的月令、日禁类知识。在这些春生秋杀信息的引导下，二人都获得巨大成功。历法的制定、颁行、遵守是与国家权威紧密相连的。在“迎夏之典”中，《二十四节气里读懂中国》作者据礼书列举了四时八节的国之大典：“冬至祭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立春迎春祀青帝于东郊，立夏迎夏祀赤帝于南郊，立秋迎秋祀白帝于西郊，立冬迎冬祀黑帝于北郊。”按照《礼记·月令》《管子·轻重己》、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等所作设计，四立都要举行迎气仪式。迎气用玉，春以圭，夏以璋，秋以琥，冬以璜。举行仪式的地方有堂有坛，以歌舞祭祀迎接四季神灵的到来。在四立迎气之前，春夏秋冬每季之末，都有送气的仪式。迎夏先要毕春，迎春先要送寒。《礼记·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季春“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难即傩，“巧笑之瑳，佩玉之傩”（《诗经·卫风·竹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