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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单元中，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高昌馆课》，反映出明代中央政府与西域各地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密切联系。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始设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下属高昌馆主要负责翻译朝廷与西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之间的往来文书，所记述的西域与中央的朝贡贸易，是对汉唐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计提减值成为诸多个股业绩下滑的重要因素。诸如，业绩预亏超11亿元的华仁药业提到，考虑国药药材回款履约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13.48亿元应收款项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恒星因股权转让纠纷及客观情况影响，2024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商誉出现减值迹象，预计商誉减值金额为3000万—9000万元。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