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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梁王刘揖摔马而死后，贾谊建议文帝徙淮阳王刘武（文帝之子）为梁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并扩县增国到四十余县。这一建议极富战略性，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后，正是位置重要的梁国死死挡住了吴王刘濞，为周亚夫的平叛赢得了时间。此外，齐国被一分为七，也导致“七国之乱”时的乱军，除了吴、楚之外再无大国，最终失败。

　　　　这里病人不多，经验积累缓慢，然而中医又强调经验。比如号脉，没有师傅带，入行10年他仍不算精深。他时常感到自己本领不够，对某个疾病的理解不够透彻，或用药不够精准。他想走出这里，去学习开方、针灸、号脉等，积累更多内科疾病的治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