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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现藏5枚隋代铜虎符，文物价值和关注度都很高。它们系1974年出土于庄浪县，当时一共出土14枚。虎符即兵符，是我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秦、汉。这些虎符均呈立虎状，形状大小略异，制作精良，表面鎏金，背面胸部有“十”字形凸榫，符身正面阴刻篆书“永安府”字样，背面阴刻楷书“右翊卫”“右骁卫”“永安四”“兰丰二”等字样，说明当时虎符是经统一编号严格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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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子学路径”还应将孟子置于先秦诸子的大系统中来开发孟子思想的文化价值，避免将孟子思想当成独断排他的权威。一方面，“新子学”要在其他诸子的参照下理解孟子，在对比中评定孟子思想的所长与所短，从而综合各家所长来应对当前文明发展中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子学”不仅要做综合的工作，更要做创新的工作，“创新”亦是以孟子与其他某一子的对照为基础，不过其目的并非评定孰优孰劣，而是要发现这两种对立立场所共存的“局限性”，从而超越此局限性来创造更新的学说。相较而言，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更接近杂家的传统，超越对立而后“创新”则是先秦大多原创思想家的法门，如孟子同时批判杨墨两派而为儒学开辟新境，庄子超越儒墨的论争而独树“齐物论”之新说。我们当下若欲在开发《孟子》文化价值时继承先秦子学的创新精神，就要展开孟荀、孟庄、孟老、孟韩、孟墨、孟告等一系列的对照，通过一一超越各对立组合来创新理论、适应当下。当然，在超越对立的同时，我们也应善于发现共识，前者有助于我们文明的创新，后者则稳定着我们文明的传承，如前文所提到的诸子关于“治”的共识，在我们文明中有着核心、标识性的地位，《论》《孟》研究亦应强化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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