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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一系列稻作遗存的发现，学界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观点，而其背后的早期社会面貌却知之甚少。下汤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经历了从稻作农业起源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历程，新发现的聚落要素、聚落结构，为研究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

彭春燕指出，未来要想充分发挥好科普职称评审制度的“指挥棒”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科普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她指出，一方面，科普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科普职称评审和评价中，除了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职业专业发展规律和科普发展规律之外，要更加突出发展导向和价值导向，更加符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人才引领驱动发展的总要求，要为新时代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