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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在论及周公制礼作乐时，均说到“颁度量”，度量指名分制度、行为规范，类似荀子所说的“度量分界”，属于广义的典章制度。由于制礼作乐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故在制作礼乐的同时，还需要“颁度量”。周朝的典章制度的确是逐步完善的，但其与制礼作乐属于两个不同的系列，这在以上文献中是非常清楚的。

实际上，仅根据寺学的分布位置来看，6件有题记的写本中至少有3件是属于寺学学子。学界大多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结合题记所明确涉及的寺院，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至少是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这三所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幅度，向外界社会进行了辐射式传播。根据李正宇等人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净土寺也是敦煌著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因此，书写和诵读《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而沙州正是敦煌的另一个称呼。分处敦煌城各个方位的著名寺院都在使用《秦妇吟》作自家学生的教材，说明敦煌各学校之间在选用教材方面存在互相参考、彼此通行的特点，也共同体现出不同学校教书先生对《秦妇吟》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

　　　　杨哲：大学生作为互联网主要用户易受流行文化影响，这对思政课接受度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海量信息及多元化观点，有时候会发展成故意“唱反调”，增加了形成价值共识、筛选辨别真理的难度。比如过度娱乐化导致大学生思考缺乏深度理性，阻碍他们看清现实本质。另一方面，有些错误的社会现象，只要用好了、用准了，也同样可以出现在课堂上，作为反面案例切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去明辨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