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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是秦统一度量衡所用标准量器。“一升量天下”，一个铜方盒量出了最早的“中国标准”。它的背后，是以实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制定秦律等为基础的商鞅变法。战国时期，各国将变法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其中，效果最显著的即为秦国商鞅变法，其广泛调动社会积极因素，推动秦国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在“新子学”看来，子学式的孟子研究恰可与哲学式的孟子研究形成互补。结合哲学学科的经典问题来研究孟子时，其关注点在于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等相关领域，这些问题是东西哲学的重叠论域，亦是孟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但当时孟子思想的形成却未必以此为出发点，在东周乱世的背景下，孟子应与其他诸子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致治”，以此为出发点而逐步衍生出性善、仁政、民本等系列学说。子学式孟子研究应将孟子置于诸子百家求治的语境下，在诸子求治路径的参照中理解孟子的致治思路，由此对孟子性善、存心、养气、事天等内圣之学形成新理解。诸子求治是为了拯救在周代礼乐文明崩溃后的乱局，这也是对新文明形态的展望，诸子思想深入地参与到了秦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建构历程中。“新子学”侧重讨论孟子及其他诸子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论域与哲学的论域不同，它更关注经验的世界而非超验的世界，其论题涉及：文明体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各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文明体内在的秩序结构与权力形态；文明体中群体行动模式及其深层的精神依据；文明体的形成演进规律；文明的物质基础等等方面。当《孟子》《中庸》等书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时，我们讨论的便不再是具有普遍意味的哲学类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中国性问题。我们相信，在哲学视野下，孟子思想及中华文明会映照出愈发璀璨的闪光点，而在子学的视野下，孟子思想及中华文明会呈现出愈发完整而独立的轮廓。钻石因切割而璀璨，哲学便是切割孟子思想的刀，奇石则因无雕刻之痕而珍贵，子学正是要存孟子思想之原态、现中华文明之本色。

　　　　行者在镜子中若隐若现的龟兹壁画的引领下来到库木吐喇石窟前，她仰望石窟，被它的巍峨身影所震撼。而后镜子被打破，在破碎的镜面反射下，洞窟中的壁画重新焕发往日的光彩。在这里，时间的流逝性也被打破了，观众的时空感知也从时间纬度转向了可以被感知的生命维度。在悠扬的古乐声中，行者拂去脸上的沙尘，重新发现了自己，她逐渐蜕化成壁画中的仙女，舒展着身姿，尽情展现着龟兹乐舞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