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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市场交易定价与机制电价的差额纳入当地的系统运行费用，系统运行费又可以纳入当地工商业用户用电价中，这是目前机制电价“多退少补”差价传导的基本路径。在机制电价高于市场交易价格均价情况下，市场交易上网侧的价格会下降，系统运行成本会上升，对于存量项目来说，因为政策平滑过渡，不会导致工商业用户最终拿到的电价水平变化，总体水平应该与此前基本持平，只是内部分类的结构性变化。

明清景德镇御窑出产的瓷器，亦多以吉祥纹样为装饰，是当时生活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比如，位于展厅中央的“宣德青花鹦鹉折枝花果纹盘”，直径达72.3厘米，是不多见的御窑出品大器。盘心绘鹦鹉啄桃图，画意应取自唐代诗人杜甫《山寺》诗中“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一句，象征着生机勃勃、自在安乐的生活状态。鹦鹉音同“英武”，被古人视为瑞鸟，是广受喜爱的宠禽。配合此件展品，还展出了恭王府博物馆收藏的清道光年间绿釉鹦鹉一对。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