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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战正在转向金融战等形式。”付亚霖谈到，一方面，无论从市场现实还是消费者的态度看，直接降价的模式都已经难以奏效，消费者也对以往的价格战有了“视觉疲劳”，使价格战难以为继，这迫使车企寻求新的形态来应对市场变化，因此，新一年的金融战、“一口价”开始登场，并且产生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2025年将是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的关键之年，以往价格战那种粗暴单一的降价促销模式也将逐渐被摒弃，而金融战、“一口价”或许是车企在探索新的有效促销模式的路径之一。从本质上看，市场竞争应该形式多样，包括车企的促销形式多元化，才能使竞争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普华永道网络安全及隐私服务团队的合伙人翁泽鸿表示，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功能的应用，汽车作为移动的数据终端，会涉及更多数据管理、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车企重视数据合规问题，避免触犯相关律法，被处罚甚至阻碍相关产品（功能）的应用。“欧盟GDPR前十大行政罚款案例，除了高额行政罚款金额外，我们可以从被处罚企业的共同点中分析经验教训，做好数据合规。”以大众汽车在欧洲进行的高阶智驾测试为例，因为没有悬挂醒目的路测标识，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而被处以100多万欧元的罚款。这提示包括中国车企在内的所有具备高阶智驾功能的车企（品牌），在欧洲测试、使用高阶智驾功能时，要注意对个人隐私的保护，避免触犯相关数据合规要求。

　　　　一盼产教融合更扎实一些。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新一轮“双高”要突出“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所谓“产教融合高质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教育与产业的呼应，学校的专业设置要契合区域产业发展的需要；教学与生产相呼应，课程的设置与内容的选择要与岗位工作过程相契合，增加人才培养的适应性。要实现真正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光靠学校或企业都还不够，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要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范畴，强化政府责任。地方政府则要建立专门的统筹协调机制，从产业布局信息、专业设置导向与政策激励、人才需求规模、企业专家与院校教师互聘、学生顶岗实习、校企共建技术研发中心等方面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从深处、细处、实处推动产教融合。要避免文件政策一出，真到推进落实层面就困难重重的现象。高职教育扎根地方办学，为企业培养未来产业大军，哪个地方的产业工人培养越精准，哪个地方的产业转型升级效能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