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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京剧依靠演员扮演人物，以“代言体”铺展剧情，通过演员表演将人物性格、情感以及道德观念传达给观众。梅兰芳回忆有一年夏天在中和园看谭鑫培演《碰碑》，谭鑫培在第二场出场时的一个身段，将两手藏于白胡子下，巧妙表达了寒冷之感，让梅兰芳在六月盛暑中几乎忘却了炎热，深感气候仿佛真变了。梅兰芳感叹，身为演员的自己尚且被谭鑫培深深带入戏中，其他观众更是沉醉其中。谭鑫培将杨老令公兵败荒郊、内外交困、救兵不至、望子不归的悲凉氛围淋漓尽致展现出来，因此引发了观众深刻共鸣。京剧演员以通感之心，将戏情戏理深深植入观众心田。正所谓：“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观看时，若能通过演员的身段、眼神、语调等细微之处，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并在道德上得到启发，便是看懂了京剧所蕴含的人心向善的美好愿景。

　　　　在没有飞机与摄像机的时代，由雪山冰川涓滴交融的源头，到汇入大海时黄蓝相隔的尾闾，以及俯瞰视角下曲折蜿蜒的河道，是大多数先辈不可能目睹的河流远方。令我们惊异的是，先辈们用他们瑰丽的想象、丰沛的情感、高卓的才思、细腻的笔触，超越了他们时代感官与技术的局限，不断追寻河流的远方、拓展诗意的远方，为我们留下了比真实的远方更为深广的文化空间，足以承载个体与家国、柔情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