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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外国人，亚历并不否认自己在中国生活拥有的某些优势。比如，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份外教工作，“语言机构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再比如，很多电视剧、广告片都需要外国面孔的群众演员，但“对职业发展没什么价值”。这些优势，加上普通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整体善意，都帮助来到中国的他更好地生活。

一个原本聚集文艺青年、在圈内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平台，因为“饭圈大军”的侵袭，使评分不再纯粹。甚至连图书编辑都忍不住咆哮：“请你们离我的书远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粉丝到这本编辑自认为“不见得好读”的图书页面留言，主要目的是为了“养号”，好为之后明星的电影刷分。

　　　　其次，“子学路径”还应将孟子置于先秦诸子的大系统中来开发孟子思想的文化价值，避免将孟子思想当成独断排他的权威。一方面，“新子学”要在其他诸子的参照下理解孟子，在对比中评定孟子思想的所长与所短，从而综合各家所长来应对当前文明发展中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子学”不仅要做综合的工作，更要做创新的工作，“创新”亦是以孟子与其他某一子的对照为基础，不过其目的并非评定孰优孰劣，而是要发现这两种对立立场所共存的“局限性”，从而超越此局限性来创造更新的学说。相较而言，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更接近杂家的传统，超越对立而后“创新”则是先秦大多原创思想家的法门，如孟子同时批判杨墨两派而为儒学开辟新境，庄子超越儒墨的论争而独树“齐物论”之新说。我们当下若欲在开发《孟子》文化价值时继承先秦子学的创新精神，就要展开孟荀、孟庄、孟老、孟韩、孟墨、孟告等一系列的对照，通过一一超越各对立组合来创新理论、适应当下。当然，在超越对立的同时，我们也应善于发现共识，前者有助于我们文明的创新，后者则稳定着我们文明的传承，如前文所提到的诸子关于“治”的共识，在我们文明中有着核心、标识性的地位，《论》《孟》研究亦应强化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