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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子学路径”还应将孟子置于先秦诸子的大系统中来开发孟子思想的文化价值，避免将孟子思想当成独断排他的权威。一方面，“新子学”要在其他诸子的参照下理解孟子，在对比中评定孟子思想的所长与所短，从而综合各家所长来应对当前文明发展中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子学”不仅要做综合的工作，更要做创新的工作，“创新”亦是以孟子与其他某一子的对照为基础，不过其目的并非评定孰优孰劣，而是要发现这两种对立立场所共存的“局限性”，从而超越此局限性来创造更新的学说。相较而言，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更接近杂家的传统，超越对立而后“创新”则是先秦大多原创思想家的法门，如孟子同时批判杨墨两派而为儒学开辟新境，庄子超越儒墨的论争而独树“齐物论”之新说。我们当下若欲在开发《孟子》文化价值时继承先秦子学的创新精神，就要展开孟荀、孟庄、孟老、孟韩、孟墨、孟告等一系列的对照，通过一一超越各对立组合来创新理论、适应当下。当然，在超越对立的同时，我们也应善于发现共识，前者有助于我们文明的创新，后者则稳定着我们文明的传承，如前文所提到的诸子关于“治”的共识，在我们文明中有着核心、标识性的地位，《论》《孟》研究亦应强化此方面。

彼时，欧洲拥有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方兴未艾，人们对文化艺术的追求空前高涨。16世纪葡萄牙人率先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商贸往来，精美的漆器从中国的各个港口出发，最终登陆欧洲呈现于人们眼前。这些器物不仅满足了欧洲人对美的追求，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上层群体的审美观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7世纪中叶明清迭代，中欧交流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当时日本德川幕府支持海外贸易，日本产品迅速填补了欧洲旺盛的市场需求。以至于后来重回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为了争夺份额，曾一度不得不模仿生产日本彩瓷。

　　　　母亲回忆道，是在抓周那刻，我稚嫩的小手毅然握住了蜡笔与笔记本，仿佛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父亲则说，是在我三四岁的光景，他日复一日地督促我背诵诗词，似乎也是一段关于人生起跑的励志叙事。然而，我心知肚明，真正开始爱上阅读，是在一个炎炎暑天的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