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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获得系统的贵族教育，即“六艺”知识和技能。虽然《论语·为政》孔子自谓“十五而志于学”，《史记·孔子世家》记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早已表现出对礼的喜好；但是以其所处年龄段，以及被歧视的环境条件，所能学到的知识技能是比较有限的。孔子系统地习得“六艺”，只能是在“居宋”期间。在栗邑孔氏家族的关怀培养下，在家族教育、社会实践和环境的熏陶下，曾经青涩的孔丘，顺利完成了向“六艺”娴熟仲尼的蜕变。在由单身而为人夫、为人父的成长过程中，在躬行婚礼、冠礼、乡射礼、乡饮酒礼、祭祀礼等活动中，青年孔子对于礼、乐的修习由一般的闻见之学，发展为亲身参与和实际操作，他对各项礼仪的繁琐程序、丰富内涵、具体操作、社会意义等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入认识，不仅系统掌握了“礼、乐、书、数”等文化知识技能，也熟练掌握了“射、御”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军事知识技能。这些都是当时为士的基本功，也是他后来开创私学教育的基本功。

“以和为贵”源出《论语》，《论语·学而》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的作用，贵在能够和顺，“和”本是就礼而言的，但又讲“小大由之”，即无论小事、大事都可以这样来实行，这就为从专言礼到泛言其他提供了阐释空间。脱离《论语》的语境，“以和为贵”就是“贵和”，后世更多地将“和”的对象引向人际关系，从而将“贵和”的对象固化和世俗化。实际上，“贵和”的对象并不限于人际关系，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多打上“贵和”的烙印。

　　　　因此，《通知》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为基础，通过分类分级的方式，分别对不同安全风险等级的企业，明确相应执法检查年度频次上限，既可以有效避免执法扰企现象发生，又可以防止只检查安全管理水平高、安全风险低的企业等选择性执法情况。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互联网+执法”等信息化系统和“扫码入企”等方式，核验企业年度内接受检查次数，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二级、三级和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2、4、8、12次，非高危行业领域企业分别为1、2、4、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