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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小时候的年》所注重书写的是吃，是食物，是食物所包含的寓意和生活向往。《在大理府过中国年》的埃德加·斯诺给我们提供的是熟视中所没有的，甚至让大理人都感觉有些异质性的大理，包括那些脸皮很厚，盯着斯诺这个外国人不停地瞧新鲜的“好奇的青年人”。徐贵祥《连队的压岁钱》写下的是军旅中的新年以及发生于部队的新年故事，新颖独特，颇有动人的力量。北京作家宁肯写下他的北京，生活于杭州的陆春祥写下杭州，而生活于丽江，属于纳西族的作家和晓梅则写下丽江和纳西，写下“她们的”差异性与文化认同……出生于湖北公安县的陈应松，写下他在青少年时期春节之前干鱼挖藕的经历，这对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经验，我从中看到的是别样的烟火和别样的繁盛。

相比晶体管，缩小激光器的难度更大，这主要在于两者所依赖的微观粒子截然不同——晶体管依赖电子，而激光器依赖光子。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光子波长比晶体管中的电子波长高出3个数量级。受衍射极限的制约，这些光子能被压缩到的最小模式体积比晶体管中的电子大了约9个数量级，即10亿倍。构建纳米尺度激光器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突破衍射极限，将光子的体积“压缩”到极限。攻克这一难题不仅能显著推动光子技术发展，还将催生许多全新的应用场景。设想一下，当光子像电子一样，可以在纳米尺度上被灵活操控，我们就可以用光直接观察DNA的精细结构，还可以制造大规模光电集成芯片，信息处理速度和效率将得到飞跃性提升。

　　　　最早对“和”文化展开讨论的是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国语·郑语》载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史伯看来，“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则不能有所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关于“和”与“同”的差异，史伯进一步解释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不仅能区分“和”与“同”，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有“不同”的融入，又需要“和”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