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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针对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下简称《出行图》）的研究就能确切地反映这一点。《出行图》表现的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率军出行的场景，其中两处出现乐舞内容，分别是鼓吹前导和伎乐队舞，这些内容能够与前述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中的记载对应，加之目前可以通过P.4640V《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P.4995《社邑修功德记》等文献确定敦煌地区管理乐舞的官方机构为乐营。因此，《出行图》中所绘乐舞活动应该就是乐营组织实施的。此外，在《出行图》中出现了鼓类乐器，尤其是鼓吹前导使用了大鼓，而敦煌文献P.2641《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中有造鼓木匠的记载，S.1366《使衙油面破历》还出现与造鼓相关的其他工匠，如造鼓床木匠、画鼓画匠等。宴社司又是归义军下设负责使客、修造、佛事、助葬等宴设和食料供应机构。因此，综合图像和文献基本可以确定《出行图》中的大鼓就是由归义军乐营组织工匠制作的，工匠每天的食料则由宴社司负责供给，而且当时造鼓已具备相对专业和细化的制作流程。
香港内部最准马料简牍是指用于书写的竹、木片和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从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历代学者提出多种解释，大致认为简用竹制作，形状细长，也称牒、札；牍用木制作，比较宽厚，也称方、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令条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对”（答问）、“请”（请示）、“奏”（报告），采用牍的时候，一牍不超过五行字（“用牍者，一牍毋过五行”）。三行、四行、五行牍的具体宽度，分别约等于3.45、3.83、4.34厘米。又说，“牍厚毋下十分寸一（约0.23厘米），二行牒厚毋下十五分寸一（约0.15厘米）”。综合起来看，容纳文字是在三行以上还是在两行以下，是牍与牒（也就是简）的主要区别。牍可以书写三至五行，比较宽厚；牒或曰简只能书写一或二行，比较窄而薄。这是对呈报皇帝文书的特别要求，但对了解一般简牍的状况也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