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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形式，不论透过洞窟还是壁画来观察具体的乐舞，都可以发现其形式是与佛教紧密结合的。敦煌乐舞图像中乐伎和舞伎的分类标准一直沿用以佛教形象作为区分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为直观、有效。以乐舞图像绘制的位置而言，洞窟窟顶四披、四壁上段以及龛顶位置通常会绘以天宫乐伎、飞天乐伎、天宫舞伎、不鼓自鸣乐器这一类与佛国世界中天界相关的乐舞图像，而菩萨、药叉、化生、世俗类的乐舞伎则大多出现在壁面的中段或下段位置。在经变画中也是如此，不鼓自鸣乐器位于天际的部分，乐舞组合出现在说法场景前部，迦陵频伽乐伎更多分散在说法场景的周边区域，以上这些与佛经文本中的记载是能够完全呼应的。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装饰艺术——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理念：由于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盛物时，“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引致主要花纹带的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与苏轼在《私试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博物院内的基本陈列展览主题是“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3个展厅，重点展出良渚文化玉器、石器、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