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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

中国经学史整体上是从六经到十三经的注释史和诠释史。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孟荀直接注释“六经”的著作不突出。《论语》和《孟子》是语录体，《礼记》特别是《荀子》主要是按照主题展开论说的论述体。《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等久负盛名，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类文本也是论述体。汉代以后，《论语》和《孟子》重要性被升格。唐代《论语》入经，宋代《孟子》入经。在宋代，《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被单列为“四书”，中国经学也从汉唐以“五经”为中心变成宋代以“四书”为中心。此外道家、佛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诠释史，收入“佛藏”“道藏”和“儒藏”中的著作除了“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则是对“经”的注解和诠释类的著作。这些巨大解释和诠释链条中的著作后来也都成了古典学研究的对象。

　　　　世界首创热控两相流体回路控制技术，首次配备360度全景相机、红外光谱仪和X射线谱仪，全新的着陆缓冲系统、全新的自主导航控制和遥操作系统……“越是难走的路，越想走一走”，嫦娥三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的话，道出团队创新的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