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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春节源自农耕生活。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生活依从生产，生产依从大自然的四季。大自然新一轮四季的更替，也是人间新一轮生产、生活的开始。于是，当一年一度冬去春来的节点——“年”到来时，就分外重要了。人们自然要把对新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向往——五谷丰登和金玉满堂，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力。同时，所有人间的美好期许：幸福、平安、健康、团圆、兴旺，也都一拥而来，汇成年的主题。人们表达这种对生活的向往与盛情，落到行动上是各种各样的民俗，大到民间灶火和庙会，小到一枚巴掌大，美丽、鲜亮的窗花。由于中国各地山川不同，地貌多样，民族有别，风物迥异，各地的年俗自具风采。没有一处灶火不具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一枚剪纸不带着自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而春节又是我国时间最长的节日，始于祭灶，止于灯节；中间排满了各种内容的民俗活动。春节的文化多丰富，多灿烂！

　　　　“‘艺术建乡’让艺术和乡村双向奔赴。通过艺术等手段，携手村民延续乡村文脉、深耕乡土文化、开展地域美学的艺术转化，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前不久举行的自治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产业特派员、中国建筑集团西北院文旅中心主任董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