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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东坡羹颂》小引中说，东坡羹是用蔓菁（大头菜）、芦菔（萝卜）、苦荠（荠菜）三种蔬菜加上米一起煮，假如没有三种蔬菜，则也可以用瓜、茄子代替，加熟赤豆和粳米各半。这是食材。在煮羹的时候，不得用酱醋，主要是保持蔬菜和米自然的香味。同时用一只边缘涂过生油的碗覆盖在羹上，但不能让油和羹直接接触，而是在羹上用甑照常煮饭，把油碗压住。假如煮羹沸腾时蒸汽上拱，始终被油碗压住，等于把蒸汽压在釜中，直至羹煮烂时，饭也煮熟了。而在《菜羹赋》中，苏轼对煮东坡羹时的气味、声音、火力都有更生动地描述，又多用易牙等烹饪史上重要人物的故事，更具文学色彩。苏轼煮羹的原理其实就类似于今天的压力锅，用压力迫使食物在短时间内煮烂煮透，获得独特的口感。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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