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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多年，他不断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先成立“岛”工作室，主编《岛》系列杂志，在《岛》暂停出版之后，又成立柯艾文化，出版《最小说》。他把出版公司当成偶像经纪公司去经营，打造了一个青春文学平台。2010年7月，他成立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5年，进军风险和投资回报更高的电影行业，在《小时代》电影系列中引入了“畅销书+小鲜肉”的模式。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大众文化研究者林品看来，这一模式可被视为“IP+流量”商业模式的雏形，“郭敬明的模式包含双重粉丝运营，自我IP化的郭敬明自己的粉丝，加上他所打造、聘请的小鲜肉/爱豆/流量明星的粉丝。”林品向第一财经表示。

在网络舆论的语境下，“公共资源”一听就是个自带严肃光环的“大词”。然而，若想对社会现象追根究底，要学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被任何似是而非的“大词”唬住。唯有将其还原到具体场景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质是什么。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