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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在宋地沐浴“儒”风，习得“儒术”，基本确定了“为君子儒”（《论语·雍也》）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取向。许慎《说文解字》释“儒”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提出儒之“三名”：广义的“达名之儒”泛指术士；狭义的“私名之儒”专指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类名之儒”，是指一种以治丧相礼等宗教事务为职事的古老行业。在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前，儒还是一种行业，此行业之人，似有约定俗成的职业装。孔子对鲁哀公问，说自己戴章甫之冠只是入乡随俗；但鲁哀公疑为“儒服”，也是事出有因。《论语·先进》记载公西华言志：“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可见章甫之冠正是从事相礼者所戴之儒冠。宋国多存殷礼遗风，以儒为业者众，故儒冠成俗。此行业之儒被孔子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君子之位，又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儒”；另一类是没有君子之位，也不能苛求其有君子之德的民间儒士，即“小人儒”。孔子所树立的人生目标是“为君子儒”。后来具有民间儒士家庭背景的弟子卜商拜师入孔门，“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显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表现（《“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2012年第4期《河南大学学报》。以往论者释“君子”皆二分法：有德者、有位者。这在逻辑上不周延，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孔门所谓君子，是既有德、又有位者）。张秉楠作《孔子传》，其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为“以相礼助丧为职业的青年儒者”（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可谓醒目而中肯；但是囿于学界“孔子生于鲁长于鲁”的成见，只是根据孔子夫人是宋人，而推测其“婚前不久去过宋国考察殷礼”。现在，我们既知孔子“居宋”长达七年，耳濡目染殷礼殷俗天长日久，这就远非一两次考察可比了。长年累月沐浴儒风，岁岁年年修习儒术，不仅使孔子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的积习，还使其具备了终身为儒的职业素养，并且树立起“为君子儒”的人生目标。这应该是孔子“居宋”最重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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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全文佚失千载的韦庄《秦妇吟》诗篇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再次面世。百余年来，在英、法、俄、日各地馆藏中累计发现敦煌《秦妇吟》写本11件（英藏为S.系列编号，法藏为P.系列编号，俄藏为Дх.系列编号，日藏为羽系列编号），篇幅上既有纵横26.7×185.3cm（P.3381）和40.6×174.9cm（P.2700）之长卷，亦有无法确定形态、不足5×5cm（Дх.10740-13）之断笔，装帧则卷轴、册页均有所见。这11件写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涉及历史、文学、思想、教育、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其中带有题记的6件写本，分别记载着它们曾经从属于寺学、私学或官学学生的历史过往，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诗篇当时在敦煌地区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原流行文化在多民族的敦煌地区所获得的高度心理认同，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证实了两地在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双方面的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