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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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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以前，“春节”作为新年开始的日期不断变动，夏历定在正月初一，商历为十二月初一，周历又改为十一月初一，秦至汉代中期，又把新年定为夏历十月初一。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官方统一历法，正式将夏历正月初一定为新年第一天，即岁首，全国推行，历代相沿。
管家婆论坛中心清人徐增说过：“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而庵诗话》）只有陶渊明这种“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真诗人才最能欣赏这类“真诗”的妙处。声音无形无迹，随风而散，但在陶渊明笔下，它又是有情有质之物，诗中充满静听自得之趣。陶渊明有首四言古诗题为《时运》，所谓“时运”者，指春夏秋冬四时之运转，语出《大戴礼记》：“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陶渊明体察声音的方式正是如此，这代表了一种基于农耕文明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诗学方式。陶渊明躬耕田园，对于这种生存方式有亲身浸润与深切体味，他的诗文也正是他澄怀观道、体悟玄理后的智慧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