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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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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处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了对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不得判处死刑，该公约成为目前联合国签署国家最多的公约，该公约所确定的上述原则也转化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刑事法律的基本规定。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以及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判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国际法以及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