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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籍是民族智慧的载体，是精神血脉的接续，亦是烛照前路的明灯。从甲骨文的有“册”有“典”，至“万卷藏书富”，中华文化在典籍长河中传承发展，从未中断。我们不知道最早翻阅这些古籍的人是谁，但我们知道，今人与古人目光穿越时空所交会处，即是中华文脉。

在2024年尾声，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阿来回答了一些“热点”话题，比如文学出海。“文学出海是润物无声的，不要操之过急，这是自然发生的。”他认为，当文学自身的品质、自身的气象都达到较高水准时，自然而然就会吸引海外读者去阅读；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准，“强塞”给别人也达不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