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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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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传真正版免费资料资料大全吴昌硕有一副《石鼓文》集联：“鲤鱼出水荐鲜硕，天鹿鸣囿乐康平。”此联描写了太平安乐、生意盎然的景象，其内容完全可以当春联使用，吴昌硕多次书写此联，其中也有以红色洒金宣纸书写的。但是，常人一般不会将古文字用于春联。明清文人的集字对联蔚为大观，遗憾的是，集字春联却极为少见。这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春联具有通俗、直白、夸张、浓烈、张扬、功利、烟火气重等民俗特征，而文人审美则追求理性、淡雅、内蕴、含蓄，对春联的参与热情不高；二是民俗产品具有“集体创作”的色彩，不断被借鉴、改造，很难形成文人著作权标记；三是“总把新桃换旧符”，对联受时效限制，户外风雨侵蚀导致存留时间很短，室内春联的传播效应又很有限，影响力不够持久，不能满足文人要名就誉的需求；四是简单直接地一挥而就比较省事，犯不着大费周章地去集字；五是碑帖的词汇、用语难以满足春联的特定风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