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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当时还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力相对弱小又仰慕法国，各诸侯国宫廷在艺术品位上的追求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大量引进各类手工业人才和艺术家。得益于比利时家具师达格利的才华，普鲁士宫廷所拥有的一系列髹漆家具突破了单纯的模仿，在工艺、造型和漆绘内容上更富于创意和特色。也正是从17世纪初期开始，欧洲的艺术家对中国漆器不再亦步亦趋，从一开始的进口、定制、仿制变为尝试形成自己的风格，促成了欧洲艺术风格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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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也是为了助力于保护弘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钟芳蓉说，大漠深处的莫高窟记录着古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也记录着80年来敦煌研究院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文物工作者，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一代代莫高窟人凝练形成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2025年澳门免费传真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