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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盼学生获得感更实在一些。教育的全部使命是促进人的发展，学生的发展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希望新一轮“双高”建设能够真正引导学校围绕学生做好两件事。一件是真正提高培养过程的质量。学生的成长品质，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可供选择的课程资源、课堂的质量、实训基地的先进程度、教师的素养和专业水平、各类育人活动丰富程度、对学生的创意支持程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成长质量，要把“系统培养，多样成才”真正落到实处，响应新生代多元化的成长需求。一件是扎实做好毕业生跟踪调研和毕业生质量评价，不能简单以一个就业数据和若干个优秀学生来代替毕业生的整体评价。学校要真正跟踪了解学生毕业后就业岗位、胜任情况、所学与所做的差距、薪资待遇情况、生涯发展空间等，然后分析研究，以终为始，校正培养内容、培养过程、培养方式，以至调整专业设置、课程设计等。通过专注做好这两件事关学生成长与发展的事，让学生在新一轮“双高”建设的引领下得到最大增量的收获。

“一些图书馆会举办讲座、展览等活动，还有一些公益咨询。但我觉得人们的参与度不是很高，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更有效、更多维度的宣传方式。”田诗烨期待，图书馆不仅是借书、自习、遛娃的场所，也能多一些文化相关的功能。“阅读、社交、看展……人们在图书馆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图书馆在设计中融合了所在地的特色环境，很有意趣，期待图书馆越来越年轻化、智能化”。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