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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沉静下来，笔者也在思考，是不是好的生源就一定能够转化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是不是由高水平专科高职升格的职业本科，其培养质量就一定能够像招生分数一样超越传统本科院校，职业本科的社会吸引力能否长久地持续下去，成为引领职业教育甚至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以上诸多问题，需要职业本科战线的同仁深入思考并作出积极行动。笔者结合工作经历，谈些体会与建议。

总之，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既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晰的价值导向作为指导，即内容上的“守正”；也需要不断尝试运用新兴技术优化教学过程，即形式上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年轻一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热情与认同感，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