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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优质内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进观众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不仅在荧屏上打动了观众，也为那些故事发生地加上了一层人文柔光，对于《繁花》《我的阿勒泰》等剧集引发的“打卡热”，胡宏宇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跟风”，“影视+文旅”的双向联动，进一步扩大了影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观众可以更深入地沉浸在剧中的世界，品尝剧中美食，体验当地文化，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观剧的体验。”

这是一场“走到哪儿跳到哪儿”的大联欢。百花民舞场的主持人何甜甜告诉记者：“你们就来晚了那么几分钟，错过了一段无法复制的精彩表演！”原来，就在循环表演的间隙，路过此地的新疆代表团被现场气氛感染，申请即兴增加一个节目。曲库里没有准备他们的音乐，他们就用手机对着主持人的话筒播放歌曲，自信地走向舞台，来了一段欢快的维吾尔族舞，现场气氛随之被推向高潮。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