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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理解周公制礼作乐，除了区分广义、狭义的礼之外，辨析礼与刑的关系也至为关键。据学者考证，礼与刑的来源不同。礼起源于宗教祭祀，处理的是氏族内部的关系；刑起源于战争，主要用于对付外族。一开始礼与刑是独立发展的，后随着部落联盟和国家组织的出现，礼与刑由分走向合，礼要扩大到整个文明共同体，刑也要处理国家内部的矛盾。由于周人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其信奉的天或上帝是道德性的至上神。天不是关注祭品的多少，而是人间的德，只有敬天保民才能获得天命，获得人间的统治权。故周人特别重视德，主要用德进行统治。德是抽象的，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周人称为典、彜、则，而典、彜、则后来被称为礼。周人重视德，也不忽略刑，据《尚书·康诰》可知，周人已把刑用于氏族内部，惩罚危害氏族共同体的行为，包括：一、杀人、抢劫、偷盗的非法行为。二、不孝、不友等违背宗法伦理的行为。三、阳奉阴违，抗拒君上命令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是不孝、不友，被称为“元恶大憝”。但孝、友作为德主要靠教化和自觉，刑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故周人实际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主张“明德慎罚”（《尚书·康诰》），德主刑辅。后人只注意到周人“明德”的一面，忽略或回避其“慎罚”的一面，将周公的创制称为制礼作乐，似乎周人仅仅是以礼乐为治，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周公不仅制礼，还作刑，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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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