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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宋地沐浴“儒”风,习得“儒术”,基本确定了“为君子儒”(《论语·雍也》)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取向。许慎《说文解字》释“儒”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提出儒之“三名”:广义的“达名之儒”泛指术士;狭义的“私名之儒”专指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类名之儒”,是指一种以治丧相礼等宗教事务为职事的古老行业。在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前,儒还是一种行业,此行业之人,似有约定俗成的职业装。孔子对鲁哀公问,说自己戴章甫之冠只是入乡随俗;但鲁哀公疑为“儒服”,也是事出有因。《论语·先进》记载公西华言志:“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可见章甫之冠正是从事相礼者所戴之儒冠。宋国多存殷礼遗风,以儒为业者众,故儒冠成俗。此行业之儒被孔子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君子之位,又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儒”;另一类是没有君子之位,也不能苛求其有君子之德的民间儒士,即“小人儒”。孔子所树立的人生目标是“为君子儒”。后来具有民间儒士家庭背景的弟子卜商拜师入孔门,“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显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表现(《“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2012年第4期《河南大学学报》。以往论者释“君子”皆二分法:有德者、有位者。这在逻辑上不周延,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孔门所谓君子,是既有德、又有位者)。张秉楠作《孔子传》,其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为“以相礼助丧为职业的青年儒者”(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可谓醒目而中肯;但是囿于学界“孔子生于鲁长于鲁”的成见,只是根据孔子夫人是宋人,而推测其“婚前不久去过宋国考察殷礼”。现在,我们既知孔子“居宋”长达七年,耳濡目染殷礼殷俗天长日久,这就远非一两次考察可比了。长年累月沐浴儒风,岁岁年年修习儒术,不仅使孔子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的积习,还使其具备了终身为儒的职业素养,并且树立起“为君子儒”的人生目标。这应该是孔子“居宋”最重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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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芳蓉说,“4年前,我选择了与樊院长相同的专业北大考古学。大学学习期间,有幸在导师的带领下,前往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学习。在石窟学习方面的逐渐深入,让我对中国佛教考古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对敦煌石窟,以及中国石窟寺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码特肖在长期的喜剧表演中,我还有一个体会,观众的笑是需要练习的。比如在看小品时,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幽默的艺术形式,自然而然会放下顾忌、放声大笑。但如果在剧场看喜剧,会感到严肃而笑不出来。当一个喜剧包袱出现,观众首先左看右看,观察别人笑没笑,整个剧场好像被一根绳子紧紧绷住。这时突然一个观众忍不住,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众人才放心地笑起来。由此可见,喜剧人要设计好包袱,把握好尺度和节奏,带着观众养成笑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