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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杨荫浏《〈霓裳羽衣曲〉考》，晚清至现代，另有两个以“霓裳”为标题的乐曲出现，其一见于1895年出版的李芳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但《霓裳曲》标题下有注：“古名《月儿高》。”从曲调来看，也的确是《月儿高》，与白居易描述的《霓裳羽衣曲》曲式结构完全不同。将《月儿高》称为《霓裳曲》，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因此杨荫浏认为，可能是李芳园“依据他个人为《月儿高》所唤起的想象定名而已”。另一支同名曲为1928年凌纯声、童之弦合编的《霓裳羽衣》，出于清代洪升《长生殿》剧本中《重圆》一折。杨荫浏发现，《长生殿》所用曲牌“羽衣三叠”，是由一系列曲牌中的部分乐句拼合而成的“集曲”。他推测，这些曲牌中，《舞霓裳》可能与唐代《霓裳曲》有关。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

　　　　明代万历皇帝的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纹衮服，更是将这份东方智慧推向了巅峰。5万米金线与6000根孔雀羽线交织，织就十二章纹。其中，日、月、星辰象征着三光普照、天道运行；山、龙、华虫体现皇家的威严仪态、品性才能；粉米、藻、火、宗彝、黼、黻则寓意着对美德的追求、治国理政的方略。将如此宏大的宇宙观穿于身上，这不仅是服饰的艺术，更是礼仪文化的深刻体现，寄托着百姓乃至国家的期望与愿景。